2025 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存钱意愿创下新高，住户存款增加 10.77 万亿元，与此同时，消费市场呈现 “冷热交织” 的复杂态势：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销售额超 1 万亿元，电影《哪吒 2》票房破 154 亿元，但 CPI 同比下降 0.1%，多数行业陷入 “降价求存” 的内卷。在居民储蓄率攀升与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，“财政是否该更多刺激消费” 成为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命题。
消费市场的 “冰与火”：高储蓄下的结构性分化
当前消费市场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。一方面，“非必要不消费” 成为部分群体的共识，就业焦虑（36% 受访者经历）和收入预期下滑，让低收入家庭更倾向于缩减开支，转向性价比消费。唐山骨质瓷工厂从外销转内销后 “能卖多少卖多少”，大连海参品牌遭遇非刚需群体消费意愿下降，都印证了消费市场的谨慎情绪。
另一方面，消费并未完全失速，甚至暗藏亮点。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%，“618” 促销推动 5 月消费增速达 6.4%；以旧换新政策覆盖家电、家居等 12 类产品，带动销售额 1.1 万亿元；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，2024 年达 46.1%，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0.8%。这种分化背后，是消费需求的 “分层演变”：高收入群体仍有享受型消费能力，低收入群体聚焦刚需，而兴趣消费（如刘飞的公路自行车）成为中间群体的 “消费锚点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储蓄高增与消费谨慎形成闭环。居民存钱意愿高涨，本质是对就业、收入的风险对冲 ——2024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，低收入组增速较 2019 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。这种 “防御性储蓄” 导致消费乘数效应减弱，即便短期补贴能拉动销量（如汽车销量增长 10.9%），也难改行业利润率下滑（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 4.3%）的现实，显示消费刺激需突破 “收入预期” 瓶颈。
政策辩论：刺激消费还是加码投资？
面对消费市场的复杂态势，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方向存在明显分歧，核心聚焦于 “消费驱动” 与 “投资驱动” 的路径选择。
支持 “更多刺激消费” 的观点认为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52%，是内需主力，且消费补贴乘数效应更高。滕泰指出，消费补贴的宏观乘数大于 3 倍，远超基建投资的 1.06 倍；中国家庭消费率仅 37%，远低于 OECD 成员国 60% 的平均水平，结构性提升空间巨大。刘元春以 “以旧换新” 政策为例，建议将补贴规模从 3000 亿元扩至 5000 亿元以上，同时聚焦文旅等服务消费，弥补消费增长率缺口。他们认为，当前投资率已过高，继续加码基建易陷入 “低效投资陷阱”，而消费刺激能直接改善民生、优化需求结构。
主张 “侧重投资” 的观点则强调基建投资的可控性与基础性。余永定指出，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可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，未来五年有 31 万亿元增量公共投资空间；中国消费率低一定程度上是发展阶段特征，低消费率、高储蓄率曾是赶超优势。他认为，外部环境严峻时，基建投资能快速创造岗位、提升生产力，为消费增长奠定物质基础。这种观点担心消费补贴仅具短期效应，且可能因居民储蓄倾向而 “政策漏损”—— 即补贴资金未转化为新增消费，而是成为储蓄。
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是 “短期稳增长” 与 “长期调结构” 的权衡。当前财政面临双重约束：一方面，收入增速下滑，有限资金需 “花得准”；另一方面，消费与投资并非完全对立，需避免非此即彼。例如，以旧换新政策既刺激消费，也带动相关产业投资；基建投资若聚焦新基建、民生工程，也能间接提升消费能力。争议的核心其实是 “如何让政策更精准”—— 避免消费补贴 “撒胡椒面”，防止基建投资 “重规模轻效益”。
破局思路：精准刺激与长效机制结合
在居民存钱意愿高涨的背景下，财政刺激消费需兼顾 “短期提信心” 与 “长期稳预期”，构建 “精准补贴 + 收入提升 + 结构优化” 的组合策略。
短期需聚焦 “有效刺激”，避免政策资源浪费。当前 “以旧换新” 政策虽带动消费，但存在 “资金消耗过快”“透支未来需求” 等问题，6 月消费增速放缓已显端倪。未来可优化补贴方式：一是向低收入群体倾斜，通过 “定向消费券” 直接提升其购买力，而非普惠性补贴；二是延伸至服务消费与中小商户，如对餐饮、家政等行业提供经营补贴，带动就业与消费双提升；三是结合 “性价比消费崛起” 趋势，支持国货品牌升级，满足 “低价不低质” 的市场需求。
中期需破解 “收入预期” 瓶颈，筑牢消费基础。居民储蓄意愿高涨的根源是 “收入不稳定”，单纯补贴无法根治。财政政策应联动社保改革：一方面，通过税收优惠、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，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；另一方面，完善医保、养老等社会保障，降低 “预防性储蓄” 动机。例如，可将部分财政资金转向民生支出，如扩大低保覆盖、提高医保报销比例，让居民 “敢花钱”。
长期需推动 “结构转型”，平衡消费与投资。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不仅是政策问题，也与城镇化阶段、产业结构相关。财政政策应避免 “非此即彼”，而是 “消费与投资协同发力”：在消费端，培育服务消费、绿色消费等新增长点，推动消费从 “实物为主” 向 “实物 + 服务” 升级；在投资端，聚焦 “新型基建” 与 “民生短板”，如 5G、城市更新、职业教育等，既创造岗位，又为消费升级提供支撑。正如秦聪所言，政策需判断 “投资向消费转移的拐点”，在不同阶段动态调整重心。
结语：消费刺激需突破 “储蓄 - 收入” 循环
居民存钱意愿高涨与消费市场分化，本质是经济转型期 “风险预期” 与 “发展信心” 的博弈。财政政策是否应更多刺激消费，不能简单下结论，而需把握三个原则：一是短期刺激需 “精准滴灌”，避免补贴低效与需求透支；二是中期需锚定 “收入提升”，通过社保完善与就业支持打破 “储蓄 - 紧缩” 循环；三是长期需立足 “结构优化”，让消费与投资在更高水平上动态平衡。
当前消费的核心矛盾不是 “没钱花”，而是 “不敢花”——10.77 万亿元的住户存款增量，恰恰说明居民有消费潜力，只是被收入预期压制。财政政策的关键，是通过 “短期补贴稳信心、中期改革提收入、长期转型优环境”，让居民从 “被动储蓄” 转向 “主动消费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居民存钱意愿高涨的现实下，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 “稳定器” 与 “压舱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