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马逊裁员一万四、微软裁员一万五、沃尔玛未来三年员工总数零增长……当裁员消息仅成为一组组数字时，人类同情心的阈值不断升高。正如气候末日论难以触动未亲历者，未经历失业的人也难以体会其身心双重打击。在中美主流社会中，失业常被视为个人失败，人们回避讨论与思考，沿用“上名校、进大厂、考公考编”的惯性路径，却忽视了“资源稀缺、人生价值由工作定义”这一底层假设已随时代崩塌。当99%的人在竞争中被淘汰，“鸡娃躺平”“非升即走”“末位淘汰”等现象频发，勤奋叙事的失灵正敲响时代变革的警钟。
一、工作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
现代工作是资本主义用两个多世纪构建的规训体系。在人类30万年至1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，“工作”概念不存在，生存活动与休闲、社交融合，人类学家马歇尔·萨林斯称其为“原始丰裕社会”，每日仅需3-5小时获取物资。1万年前至18世纪的农业时代，劳动随季节波动，劳动与生活场所融合，身份由社会地位、血缘定义，而非职业。
现代工作伴随工业革命诞生，核心要素源于三方面：一是时间化，时钟定义工时，劳动与休闲对立，小时工资制取代任务导向；二是空间分离，工厂与办公室将工作与家庭隔绝，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异化；三是身份锚定，“你是做什么的”成为社交核心问题，个人价值、收入、阶层由职业决定。二战后福特主义模式下，稳定全职工作成为中产标志，工作与社会保障、社会地位深度绑定，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，此时的“丰裕社会”实则是私人商品丰富、公共服务匮乏的失衡状态，工作观也在此背景下被塑造为“为购买商品、定义成功而工作”。如今，零工经济、远程工作与人工智能崛起，正瓦解传统工作形态与价值命题。
二、当写论文跟炸薯条一样容易：知识工作的“麦当劳化”
人工智能让知识从稀缺走向丰裕，Gemini、元宝等工具可瞬间整合人类文本数据并生成内容，知识工作者正从“匠心厨师”沦为“麦当劳临时工”。2025年微软、谷歌代码库中20%-30%代码由AI编写，程序员工作转变为输入提示词与整合代码；HarveyAI被顶级律所用于尽职调查，摩根大通AI程序每年节省36万小时律师工作。
社会学家乔治·里茨提出的“工作麦当劳化”正被AI加速，其四大特征愈发明显：一是效率极致化，AI将复杂工作拆解为标准化步骤，人类工作者可能被优化；二是可计算性，考核依赖数据指标，忽视创造力与情感共鸣，设计好坏由A/B测试点击率决定；三是可预测性，工作流程与产出追求统一规范，弱化个性化；四是技术控制，AI成为监工，分配任务、监控数据、评估绩效，减少人类自主决策。
三、俯首皆“下流”：全球化的阶层滑落危机
AI不仅冲击蓝领，更将白领工作“麦当劳化”，焦虑向上蔓延至中产。日本学者三浦展2005年提出的“下流社会”概念正全球扩散：一是阶层固化，贫困代际传递；二是主动“下流”，年轻人低欲望、回避传统人生目标；三是社会活力衰退。
美国传统工业城市衰败，中产滑落，中年白人蓝领“绝望之死”激增，2019年全职男性收入中位数与1978年持平，1%家庭收入占比从10%升至20%，阶层流动性从1940年90%降至1980年50%；欧洲西班牙“千欧一族”普遍，青年失业率高达30%-40%；中国“躺平”“摆烂”文化与“985废物”自嘲，正是年轻人对阶层滑落的回应。丰裕仅属于少数人，多数人面临的“下流化”构成深刻社会撕裂。
美国传统工业城市衰败，中产滑落，中年白人蓝领“绝望之死”激增，2019年全职男性收入中位数与1978年持平，1%家庭收入占比从10%升至20%，阶层流动性从1940年90%降至1980年50%；欧洲西班牙“千欧一族”普遍，青年失业率高达30%-40%；日本的“鸡娃大败局”更是阶层滑落的典型样本。
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，“考上大学一辈子稳了”成为信仰，企业为招大学生送公寓、报搬家费甚至赠汽车，大学生平均收到2-3份入职邀约，名校毕业生工资达社会平均三倍。在学历崇拜下，1985年课外补习市场规模超1.2万亿日元，学习塾数量超2万家，家长不惜抵押房产支付补习费。但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，股市暴跌39%，企业利润下降20%、倒闭超1万家，恰逢第二批婴儿潮（1967-1976年出生）形成最大毕业潮，1992年大学生就业率开始断崖式下跌，从80%跌至70.5%，学历贬值时代开启。
年轻人相继尝试考研、考公避险：考研人数激增但1995年就业率跌破70%；考公人数从1991年7.05万升至1995年12.4万，却因编制有限难以为继。1997-2003年15-24岁“啃老族”从8万飙升至40万，38岁啃老15年、47岁靠母亲养老金度日等案例频发，出生于1971-1982年的群体被称为“迷失的一代”。日本政府推出“研究生倍增计划”“博士后资助计划”，却因重数量轻质量导致“水硕水博”泛滥，1991-2000年硕博士在校生增1.1倍，但大学生就业率从81.3%暴跌至55.8%，甚至出现大学生月薪涨幅（3000日元）低于初中生（2.3万日元）的倒挂现象。1999年修订《派遣劳动法》放开非正式雇佣，1999年非正式就业人口暴增50万，2014年非正式雇佣比例达40.5%，派遣员工薪资比正式工低30%-50%，部分人错过校招后终身难获正式岗位，沦为“失去的一代”。尽管2024年日本应届生就业率达98.1%，但靠的是人口净减少89万（死亡161万、出生72万）带来的供需平衡，“迷失的一代”成为时代沉默者，其根源在于经济缺乏创新动能、错失PC、移动互联网等产业升级浪潮，“过度保护存量”导致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被扼杀，最终让“鸡娃”付出的成本沦为泡影。
中国“躺平”“摆烂”文化与“985废物”自嘲，正是年轻人对阶层滑落的回应。丰裕仅属于少数人，多数人面临的“下流化”构成深刻社会撕裂。
丰裕社会的核心矛盾是资源分配失衡与公共服务不足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制定新一代社会保障政策，托马斯·潘恩1797年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（UBI）重回讨论焦点。纽约选出“社会主义”市长马姆达尼，主张免费公交、冻结房租、向年入百万者征2%税，其主张反映民众对公平的渴望——纽约123位亿万富豪总资产7590亿美元，却有四分之一人口贫困，50万儿童挨饿。马姆达尼曾帮助低收入家庭应对贷款危机，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，代表着对市场失灵的反思与政府干预的诉求。
五、丰裕社会的悖论：UBI的局限与替代方案
技术革命加剧收入K型分化：掌握AI与数字资本的群体财富指数增长，英伟达市值4.5万亿美元却仅3.6万员工；依赖传统技能者收入停滞，面临算法压榨与自动化替代。UBI被视为缓解矛盾的方案，但存在财务不可持续、推高物价等缺陷。
替代方案包括弗里德曼的“负所得税”，低于收入门槛者获补贴，鼓励工作且高效执行；以及强化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，优化福利体系。收入分配变革需引导精英认识到公平社会的长远价值，若多数人无法分享发展成果、失去向上流动希望，社会稳定与创新活力将面临枯竭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