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末回望，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已悄然落幕。这25年里，世界经历了全球化狂飙、技术革命冲击、地缘冲突激化，也见证了无数“历史大势”的起落——有人因“预判正确”被铭记，有人因“逆潮流”被批判，更多人则在“自以为顺应大势”的幻觉中，成为时代浪潮的注脚。  
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：每个人都能从历史中截取片段，拼凑出“大势”的模样，却鲜有人能真正看清全貌。当我们试图理解“什么是历史大势”时，或许需要先放下“预判者”的傲慢，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，重新理解“趋势”的本质。  

一、历史大势的“镜像困境”：同一事件，两种“真理”

《欧洲告急》中丘吉尔与奥威尔的命运交织，揭示了历史判断的第一重矛盾：立场决定视角，同一事件可能被解读为“顺应”或“逆反”两种截然相反的“大势”。  

• 丘吉尔的“双重性”：作为右翼精英，他反对纳粹的极权本质，却被左翼视为“反共绊脚石”；他坚定对抗绥靖主义，却在印度独立问题上被批评为“阻碍民族解放的历史倒车”。  

• 奥威尔的“清醒”：他拒绝在“反纳粹”与“反极权”间妥协，揭露斯大林式恐怖，却被当时的左翼精英视为“破坏反法西斯的团结”。  

• 甘地的“争议”：他以非暴力不合作引领印度独立，却被尼赫鲁等后继者视为“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”；他的“土布运动”被丘吉尔嘲笑为“开历史倒车”，却在后殖民时代被奉为“精神图腾”。  

这些矛盾的本质，是历史评价的“时间差”与“立场滤镜”。当我们站在“后见之明”的高处，容易将某个人物或事件定义为“顺应大势”；但在当时的语境中，他们可能只是“对抗主流”的孤勇者。正如张东荪在中美关系紧张时“说和”，多年后因《上海公报》被验证“还是我对”——但如果没有后续的转折，他可能永远被视为“叛国者”。  

二、大势的“阶段性”：从“黄金时代”到“乱世”的循环

历史大势的第二重矛盾，是“长期趋势”与“短期波动”的纠缠。我们常以“长江黄河不会倒流”比喻大势的不可逆，但忽略了“阶段性弯绕”的必然性。  

• 全球化的“双面性”：20世纪80年代，里根与撒切尔的“去管制”“自由市场”被视为“历史潮流”，推动了资本、技术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，造就了“你好我好”的繁荣。但30年后，制造业空心化、收入差距扩大、民粹主义兴起，又让“反全球化”成为新的“大势”。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”，本质上是被全球化抛弃的群体的“逆袭”——而这些群体，恰恰是里根时代“自由市场”的受益者（或受害者）。  

• 金本位与罗斯福的“反转”：1930年代大萧条中，罗斯福废除金本位制，曾被传统经济学家视为“逆潮流”；但曾以“黄金十字架”抨击金本位的民粹主义者布赖恩，若泉下有知，或许会感叹“还是我对”。历史证明，金本位制的崩溃与新经济秩序的建立，才是应对危机的“真大势”。  

这些案例揭示：所谓“大势”，往往是多个“小趋势”在特定阶段的共振。它可能表现为“全球化”的狂飙，也可能演变为“反全球化”的反弹；可能以“技术进步”为引擎，也可能因“技术冲击”而调整。真正的“大势”，是这些波动中未被摧毁的底层逻辑——比如人类对更高效、更公平秩序的追求。  

三、个体与大势：在“择机而动”中寻找“主动”

面对“乱世”中的不确定性，个体的选择往往陷入两难：是“顺应大势”以求安稳，还是“对抗潮流”以彰显价值？  

• “短期择机”的合理性：大多数人无法预判长期趋势，只能通过“短期择机”应对变化。比如AI浪潮中，职场人学习新技能、企业调整业务方向，这些行为本身是“短期择机”，但无数个体的选择，可能共同推动“AI与人类共生”的长期趋势。  

• “长期主义”的必要性：真正的“顺应大势”，不是追逐表面的“潮流”，而是锚定底层逻辑。比如丘吉尔对抗纳粹，本质是“反对极权”的底层逻辑；奥威尔揭露斯大林式恐怖，本质是“警惕权力滥用”的底层逻辑。这些逻辑超越了时代局限，因此能被后世视为“引领大势”。  

结语：在“分合”中寻找“韧性”

历史的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本质是人类社会在“秩序”与“混乱”间的动态平衡。2025年的世界，正处在新一轮“重组”中：AI冲击、地缘冲突、气候危机……这些“乱世”的信号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  

或许，真正的“顺应大势”，不是成为“预言家”，而是成为“适应者”——在不确定性中保持韧性，在短期波动中锚定长期价值，在“自以为正确”的傲慢中，保留对他人视角的尊重。毕竟，历史最深刻的启示，是没有永恒的“大势”，只有永恒的变化；而人类的智慧，在于在变化中不断寻找新的“立足点”。